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家長讓孩子讀國際學校？格上理財導讀：伴隨著“英語退出高考一線陣地”這一大的演繹趨勢，許多高中學校比較畸形的“國際班”也將面臨政策調整，給中國的語言學習環境以及真正融入國際化教育帶來一襲春風。那些多年來一直嘗試在中國開辟“真正國際學校”的朋友們要積極迎接這一發展契機，我們曾經探討過的“國際教會學校”或許也真的要到來了。中國市場需要真正的國際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讓孩子與世界同行。


　　近日，在北京北三環邊一家五星級酒店，北京鼎石國際學校舉辦了一場宣講會。

　　招生主任Rachael Beare用3D效果圖向家長們展示著二十公里外、位于順義郊區的全新校舍。仍在施工中的校園占地超過120畝，配備了為先進的教學設備和空氣凈化系統，還有哈佛大學建筑系的教授專門設計的表演中心。這所投資過億的學校將在今年秋天迎來一批學生。

　　超過100名家長陸續到來，有企業主和外企高管，律師、演藝人士或全職家庭主婦。他們要為即將讀小學的孩子選擇一所學校。一年22萬人民幣的學費并不構成擇校的障礙。

　　“關鍵是師資。”一位律師向校長提出疑問，北京空氣如此糟糕，“如何才能保證外籍教師不會頻繁流動？”她的大兒子在國內的公立學校讀完小學和初中后，已在美國開始了高中學業；小兒子則打算徹底離開公辦教育體系。

　　“中國教育的問題，大家都知道”

　　在北京一家媒體就職的郭女士也為孩子選擇了國際學校。她自己畢業于北大，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弊端了解深刻，“孩子肯定要出國去讀本科。”

　　然而，中國官方話語體系中的國際學校僅指為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外籍兒童開辦的學校，采取外國學制、使用外語授課。凡中國籍學生，必須接受以國家教育方針為準的“中式教育”。此舉被認為關涉國家教育主權，也與中國教育“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政治定位密切相關。

　　盡管中國在進入WTO之時承諾將開放教育市場，但在基礎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部門的態度依然謹慎。到目前為止，當初承諾“有限開放”的高中教育階段，全國僅審批通過了不到100個合作辦學項目；未作承諾的義務教育階段，更強硬禁止西式教育的輸入。

　　政策層面的有限開放，遠遠落后于中國家庭對國際教育的需求。在2014年，北京教委明確表態暫停公立高中國際部的審批；政策之外，目前大量面向中國學生的“國際學校”“國際班”發展迅速。

　　告別“填鴨”

　　在公立學校和普通私立學校間猶豫再三后，郭女士終為女兒選擇了北京鼎石國際學校。

　　她的女兒早在北京海淀一所老牌學校就讀。由于學校擴張過快，教學資源被嚴重稀釋，師資也不夠穩定，女兒在五年級時轉入了海淀區一所寄宿制的私立學校。沒想到的是，這所以外語教學為特色的私立學校，有著比公立學校更為強烈的應試傾向。“孩子每天在學校要上八九節課，作業量是公立學校的三倍。”孩子壓抑的學習狀態，讓郭女士對初中的選擇非常糾結，直到她接觸到國際學校的概念。

　　國際學校語言上的優勢自不待言，高比例的外教授課、沉浸式的語言環境，唯一要擔心的是孩子的語文能力會否退步。

　　更重要的，是國際學校截然不同的課程體系。以高中為例，目前為主流的課程體系是英聯邦國家所采的A-LEVEL課程，和被國際文憑組織所認可的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課程。此外，還有不少學校開設AP課程。這是美國大學的先修課程，較優的高中學生可選修這些大學水平的課程，以增強自己申請時的競爭力，同時由于AP的學分為大多數美國高校所承認，還可以縮短大學時間、節約學費。

　　相較中國學生在高中階段必修的九門學科，無論A-LEVEL、IB還是AP，都給學生更為廣泛的選擇。A-LEVEL通常學制兩年，包含70多門課程，學生一年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三到四門來學習，二年繼續選擇三門學習；IB的課程則分布在母語、二語言、人文科學、實驗科學、數學和藝術六大模塊中，學生必須從每個模塊里選擇一門課程進行學習。

　　若排除語言因素，僅僅從這些課程內容上來看，似乎相對中國的課程較淺。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國際課程學起來更容易。一位曾在上海的私立學校學習IB課程的學生回憶，國內的理化訓練，往往是讓學生學會使用公式去做不同的題；而IB課程中的理化課，則一定要讓學生理解一個公式究竟是怎么推導出來的。對習慣題海戰術的中國學生而言，后者反而難度更大。

　　在普通中國高中，學習完九門課程（大多數學生在文理分班后僅學習六門課程）幾乎就是高中生活的全部。但在IB體系中，學科類的學習僅是一部分。IB體系下，還要求學生完成90個小時的CAS課程，即創新、行動和服務，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活動、志愿服務，培養團隊協作和實踐動手的能力；另一門重要的課程是哲學基本課程“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此外，學生還必須完成一篇論文（extended essay），在老師的指導下進行獨立研究。“IB課程更能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的生活。”另一位在香港完成IB課程學習的女生Natalie說。

　　在國際課程體系下，學生的學習方法也與傳統公立教育截然不同。“國際學校”大多采用走班制，根據學生具體的學業水平分層教學。與公立學校每天從早到晚安排八到九節課不同，上述上海學生介紹，他少時一天只有一節課，多時不過四五節，大量的時間是學生自己在圖書管理閱讀、查找資料、團隊討論。“我都不記得自己一學期要做多少presentation。”Natalie說。

　　“這是完全不同于填鴨式教育的體驗。”Natalie介紹，國際學校的核心理念便是以學生為學習主體，“鍛煉的，還是我的獨立工作和思考的能力，以及創新的能力。”

　　“舶來”教育井噴式增長

　　這套“舶來”的教學體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存于面向外籍兒童的“外國人學校”，也就是為中國官方真正認可的國際學校。

　　“國際學校其實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王國。”北京鼎石國際學校市場及傳播總監劉媛從2000年便開始接觸國際學校。她介紹，隨著持外國護照的中國海歸越來越多，這些原本僅接收外交官、跨國高管子女的學校中，也逐漸出現了華裔學生。盡管國際學校不接收中國籍學生，但在五六年前，劉媛便發現幾乎每天都有中國家長到國際學校咨詢入學問題。而近兩三年以來，咨詢人數出現井噴式的增長。

　　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中國國際人才》副主編王鶴霖看來，中國家長的熱情，有中國家長固有的攀比心理，也有對應試教育的不滿，更因看到了現代社會對國際人才的巨大需求。

　　但滿足家長需求的渠道卻非常有限。其一，是想辦法更換國籍，將孩子送進國際學校。一位曾在北京一所英國國際學校任教的老師告訴財新記者，他的學校里大概有20%的中國學生，他們大多持香港護照就讀。盡管并不確定其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香港人，但確實有不少學生是如假包換的大陸人。

　　另一條途徑則直接把孩子送出國去。劉媛介紹，留學低齡化已是大勢所趨，高中階段出國讀寄宿制學校已不稀奇，初中乃至小學階段就出國的苗頭也已經出現。

　　中國國內早的國際教育市場，便是應留學低齡化而生。較早在中國高中推介國際教育的服務機構狄邦教育集團副總裁楊飛介紹，在2000年以前，拉動高中國際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出國預科班，為那些高考不理想的學生提供出國培訓。而逐漸，出國培訓的需求之外，“尋求不一樣的教育”，成為另一大市場驅動力，完整的英式教育被引入到了中國的高中課堂。

　　幾乎壟斷了中國優質教學資源的重點高中，從學校聲譽、教學改革等多方面考慮，爭先恐后地“國際化”。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14年出國留學趨勢報告》，2009年到2013年的五年間，北京市公立高中所開設的國際班從6個增加到22個。其招生總人數，從2009年的440人增加到2013年的1355人。上海51所示范性高中里，有24所開設了國際班項目。在中西部一些經濟欠發達城市，如貴陽、烏魯木齊、銀川等地，也開始設立高中國際班項目。從歷年的收分來看，本部與國際班的錄取分數線也在不斷縮小。

　　而難以在高考擇校率、重點大學錄取率上與重點高中相競爭的民辦學校，也將國際化作為特色辦學的選擇。北京一所有著十年辦學歷史的民辦“國際學校”負責人介紹，辦學之初，往往是考不上好學校、成績較差的學生選擇國際學校，而現在，盡管成績好學生的主流選擇仍是重點高中、大多數家長也還有很深的學校情結，但優生向國際教育分流的趨勢已顯現。

　　但僅僅在高中階段的“國際化”，對一些家長來說仍不足夠。他們一方面希望孩子從幼兒園就開始接受國際先進的教育，另一方面又擔心孩子脫離母語文化。因而，在義務教育階段，一些以國際教育為特色、兼顧中西的私立學校開始涌現。僅在北京就有十余所這樣的學校，上海至少有二十多所，新的學校也還在不斷出現。

　　政策門檻

　　盡管市場對國際化教育十分熱情，教育主管部門的態度卻始終不甚明朗。

　　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擴大教育開放，已是既定方向。中國在世市之初也明確承諾，將有限開放高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階段教育、學前教育和其它教育市場，但對于義務教育的市場開放則沒有承諾。

　　2003年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進一步明確，中國學校可在高中階段申報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但小學及初中則明令禁止。

　　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介紹，在2013年的兩會期間，就有一些政協委員對國際班的發展提出異議，他們主要是從教育主權考慮；另一些反對聲音，則認為公辦學校辦國際部占用了公辦教育資源。除了北京暫停審批公辦高中國際部之外，上海也在2013年提出公辦學校的國際班不得“另行收費”。

　　江蘇省教育廳國際合作與交流處的有關負責人表示，政府方面對高中階段的中外合作辦學審批要求非常嚴格，到目前為止江蘇還無一所學校通過審批。全國范圍內高中階段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審批的項目也不到100個。但各地實際開設國際課程的公辦和民辦學校數量卻遠超于此。上述江蘇省教育廳的相關負責人解釋，未經過審批的學校不允許引入國際課程，但可以在完成國家要求的課程和會考之外，增加一些國際特色的教學內容。

　　至于真正通過中外合作辦學的機構，地方教育部門大多也要求其必須開設語文、政治、歷史等課程并參加會考。陳志文指出，一些學校對國際課程缺少深刻理解，又想拿國內文憑，不得不兼顧國內相關部門在學校課程設置上的規定與要求，一些學校甚至功利地開設了SAT、托福等考試課程，“整個課程設計就像個大拼盤，不倫不類。”

　　而義務教育階段的“國際學校”，處境則更為尷尬。一些學校盡管對外宣稱以國際教育為特色，但事實上還是要遵循教育部門的規定，完成全部教學大綱內容并參加會考；另一些學校真正以國際課程為主，選擇性地吸納一些中國傳統教材中的語文教學內容，學生則又面臨沒有學籍的問題。

　　這些存于政策灰色地帶的國際學校或國際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市場自凈，優勝劣汰。一些學校師資不足、課程混亂、收費畸高的問題也時有曝光。“基本的監管，還是應該明確。”在楊飛看來，教育部門在基礎教育和高中階段對國際教育的政策已遠遠落后于現實需要。他介紹，在東南亞一些國家，隨著外資撤離，原有的國際學校出現學位空缺，便開始允許國際學校接收本地學生；進而鼓勵本土的教育機構吸納國際教育的優點，鼓勵乃至補貼國際化學校的開設。如2004年，新加坡批準設立了三所可以招收本國人的“國際學校”；韓國2010年在濟州島上設立教育特區，引進西式教育，發展本土的國際化學校。

　　在王鶴霖看來，中國公立教育的國際化程度遠遠不足。當公眾還在討論是否要取消英語高考、弱化英語教育的同時，被忽略的是中國未來社會對國際化人才的巨大需求。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需要更多具有國際視野的人才，他們需要多方面的能力，包括語言溝通、理解多元文化、終身學習、持續創新等。而中國的傳統教育依然以應試為導向，學生普遍缺乏動手和社會實踐的能力；無論從小學還是大學，校園文化的多元性都不足。“中國其實需要更大眾化的國際教育。”王輝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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